最不讲民主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群体

山东大汉

最不讲民主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群体

2012-10-15 13:43 许纪霖 大学网

http://opinion.m4.cn/2012-10/1186983.shtml

核心提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

编者按：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新中国的思想史是一块陌生的领域。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和梳理文革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有所裨益。作者作为文革和改革的亲历者，从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的思想变化入手，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直至功利主义的转变，无疑可以对研究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当然，本文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作者说文革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作者恰恰忽略了正是文革的风风雨雨磨砺了他们这一代人，使他们在性格、意志、信仰、人生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或深或浅的思考。这是一代人的集体思考，这样的集体思考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尽管这样的思考可能是潜移默化或者是亲历者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但这样的思考注定会对这一代人及他们即将面对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不是人才的断层期，而是人才的培养期，而人才的成长是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的，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不能因为培养期没有成果而否定培养期的价值。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上，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承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八十年代末期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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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分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极，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青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青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的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做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许纪霖专栏（文章：13 人气：16098）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特聘紫江学者。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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