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其实远远超过语言的内涵
在中国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一次次充分感觉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通过去年西藏骚乱事件以及“藏独 ”干预圣火,以及后来的北京奥运会,再到今年的7?15骚乱事件,我们都深深感觉到了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国际话语权,在中西就某事件发生分歧和冲突之后中国无法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当西媒进行歪曲性报道的时候,中国尚缺乏清晰的手段在国际社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有效传递。因此从全球话语权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制导权来看,“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观。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对国际信息的传递和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来看,话语权领域内的“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是世界舆论结构的基本状况。
东方世界很在乎西方的看法,而西方世界不太在乎或是根本不在乎东方社会的看法,在话语权领域里,常常是西方主流舆论等同于“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当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掀起舆论战和心理战的时候,东方国家的舆论几乎无法抵御西方媒体短时间的“信息洪流”。而媒体和舆论赋予西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信息优势和理念优势。西方可以自封为“文明中心”,可以随时对非西方社会国家发动舆论战或是策动颜色革命,更有甚者,不断根据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宗教矛盾策动别国的动乱。
“话语权”这个词语的汉译非常成功,它反应了两个组合,一个是语义上的“话语”,一个是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同时掌握话语和定义的一方可以对不具有话语能力的一方实施“权力支配”和“权力压制”,这样“话语”本身早就超过了语言学本身的含义,而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拿破仑曾经说过:“报纸一张,犹如联军一队”,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断言:“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美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期《1999不战而胜》中声称:“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转引自永翰《美国的国际传媒战略》),由此可见舆论和话语是深深与权力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掌握了更多的话语,谁就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表述得最到位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1950年公布的一份绝密报告《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在该报告中,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描述为:“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美国国务院1950年报告,转引自熊蕾2008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很早就非常有远见地认识到思想和话语的“精神”环境是跟经济和生产力等“物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要的交换就在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对信息的控制就可以控制物质流量和能量流量。因此不在乎苏联和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如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描述的那样“邪恶”和“一无是处”,关键在于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解构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环境,而且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保护其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物质化”能力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这才是资本主义世界永远不愿意正视社会主义也有优点和积极面的基本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抹黑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西方媒体和常驻中国的西方记者,部分西方媒体人士甚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常驻中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性地看不见中国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人口、家庭、教育、社会经济优惠措施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极大的促进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实故意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为什么连西藏以前是农奴制社会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机会被展示给西方公众,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千姿百态的活力和自由故意选择性地失明,为什么他们仍然要地将中国描述成为类似20年前解体的苏联和民主德国那样的“极权社会”?这一切都在于中国物质环境的强大构成了对西方的挑战,打击中国的信息流就是为了打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国越来越强大,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就越构成威胁,也必将从信息流出发而威胁到西方对世界物质环境的超级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