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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义和团真的是爱国英雄吗 [打印本页]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1     标题: 义和团真的是爱国英雄吗

本帖最后由 山竹儿 于 2011-6-15 03:55 编辑

历史的真相在哪里呢?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3

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但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会有怎样的困惑?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又是怎样反帝,如何爱国的?
“刀枪不入”的秘密
抵抗侵略的流血沙场毕竟不是做戏降神的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并非北京城内束手待毙的中国百姓。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们,不得不用中国人的血肉为八国联军铺出一条血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义和团自恃的“刀枪不入”进行剖析,可悲的是,这种勇敢除了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对封建迷信的顽固外,还有更羞为人道的秘密。

悍不畏死的义和团小将
时人记载:义和团“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义和团中最勇敢的都是青少年,牺牲也最多,文献记载“年长者约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如前注)这大概是因为青少年天性单纯,对迷信也更少怀疑,相信降神打拳可以“刀枪不入”。但神仙附体不敌洋枪枪炮乃是真理,参加义和团的大人们也在实践斗争中证明了他们非常明白这一点:“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自己先走的义和团领导
其中奥妙何在?义和团师兄们的解释是:“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诞不经在今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人多信之”,为什么呢?”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事实摆在这里,不得不服嘛。但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所以,尽管被用来做挡箭牌的青少年死伤惨重,但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义和团领袖却并未在爱国战场上牺牲,这又是为什么呢?据史料记载,“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张)德成、(曹)福田挟赀走”(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传二百五十二》)。这种让热血少年牺牲,让领导先走的惨剧,在中国历史并非个例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3

为尊者讳 为尊者隐
反而清朝高干死国难者比比皆是: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死大沽,黑龙江副都统凤翔死瑷珲,直隶总督裕禄率义和团战败后自杀,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率义和团战败后也自杀,直隶提督聂士成更是“肠胃洞流”,身被七伤殉国。但我们中国人向来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张、曹虽然是临阵脱逃,但既已定性为“群众运动领袖”,那就要为“革命”避讳;这些为腐朽反动的清王朝死节的封建官僚,也只好边上凉快去了。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4

“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聂士成,民族英雄,时任直隶提督,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时阵亡,据《西巡回銮始末记》。


  义和团要取民族英雄项上人头
前文提到的民族英雄聂士成之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天津青年报》2004年1月7日)史料也佐证了这一说法: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据《拳匪纪略》)。

谁在反抗外来侵略?
这位义和团欲得其首级而后快的聂士成是何等样人呢?史料记载,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队在天津交战时,洋人皆谓:“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据《西巡回銮始末记》)自称爱国的义和团,为何却被洋人认为“不足虑”呢?这是因为聂士成部在天津紫竹林、东局、海光寺与联军激战逾旬时,义和团“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銮始末记》)更有甚者,1900年6月8日,雨,义和团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6

“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聂士成,民族英雄,时任直隶提督,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时阵亡,据《西巡回銮始末记》。


  义和团要取民族英雄项上人头
前文提到的民族英雄聂士成之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天津青年报》2004年1月7日)史料也佐证了这一说法: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据《拳匪纪略》)。

谁在反抗外来侵略?
这位义和团欲得其首级而后快的聂士成是何等样人呢?史料记载,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队在天津交战时,洋人皆谓:“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据《西巡回銮始末记》)自称爱国的义和团,为何却被洋人认为“不足虑”呢?这是因为聂士成部在天津紫竹林、东局、海光寺与联军激战逾旬时,义和团“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銮始末记》)更有甚者,1900年6月8日,雨,义和团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也适用于1900年时的天津群众。义和团初起时,天津人民踊跃支前,粮食饮水无不供应。但当看到义和团面对外国侵略者时畏缩不前、乃至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后,“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如前注)。此时,人心向背就直接体现在支前工作上:“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义和团与聂士成之死
就和其他许多民族英雄一样,聂士成也遭遇了同胞的出卖。他生前,家人就已遭义和团绑架,据时人记载,“乘其与洋兵苦战时,(团)以多人拥向其家而去。是时西师方大队援津,聂军退守甫定,闻信,急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哗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他死后,更险遭义和团分尸,反倒是敬重英雄的八国联军阻止了“爱国”义和团对这民族英雄的遗体施暴:“(聂)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据《拳变余闻》)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6

“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梁启超:《新民说》,作者系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又一位被坑死的抗战高官
聂士成死,天津城陷,慈禧传檄诸省,征调勤王义士。有位在中法战争中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镇南关)大捷,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只身北上。当此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朝廷官员束手无策之时,打赢过洋人的李氏犹如神兵天降。更何况,李秉衡与同义和团恨之入骨的聂士成不同,他和义和团渊源极深,不会出现索要他首级的黑色幽默。极端排外的毓贤就曾自夸,义和团就是他和“鉴帅”(李秉衡字鉴堂,曾于毓贤之前任山东巡抚)搞起来的。

“上负朝廷 下负斯民”
李秉衡在7月26日觐见慈禧,建言“能战始能和”,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在京津间阻击洋军,然后言和。慈禧闻言大喜,将京外义和团与政府军悉数拨付与李秉衡,赶往天津堵遏联军。李秉衡既奉旨,“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此时京津之间的义和团与政府军约15万之众,联军仅3万人,华军数量上仍具5比1之优势。谁想李氏虽是义和团旧识,但义和团已在天津见过真章,此时岂是凭兵法就“部勒”得了的,未见洋人军阵时喊喊“扶清灭洋”还可以,一到阵前就畏洋如虎,溃不成军。李秉衡目睹属下不战自乱,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遂于北京东郊通州张家湾吞金自杀,死前留下遗书:“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

义和团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
秉衡死,通州陷,洋军直薄北京城下。当时城内除董福祥部清军之外,义和团尚在“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兵力不可谓不雄。但奇怪的是,除董福祥部曾在东直门与联军交战外,八国联军破城时毫发无损,这又是为什么?史料记载,义和团“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如前注)。所以,当八国联军中第一批进城的英军从水门爬进北京时,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多月前在城内杀得哀鸿遍野的“爱国团体”义和团,而是一大群帮他们搭梯子的围观群众了。由四百多洋兵据守,被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了五十多天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于同日解围了。看到这里,才明白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的愤慨从何而来:“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6

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因为它本身包含了这么多弱点,所以很快遭到了失败。”——杨松(原中宣部副部长)、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延安解放社1940年出版。


  百年后重读义和团
百余年后重读义和团,普通参与者反抗侵略的精神固然可敬,他们对同胞之横暴与结局之荒诞又令人扼腕。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变得面目全非。应该说,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以前。梁启超当时就认为义和团难与革命挂钩,“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 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而孙中山既指出义和团的“愚蒙之质”,又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毛泽东谈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观点又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新的视点,但此时仍未对义和团进行全面肯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只是将义和团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延安时期:“排外”“灭洋”是错误的
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在延安问世,对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认为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

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而神话义和团
对义和团运动的神话高潮,则出现于文革时期。1967年,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本禹著,于1967年3月30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该文对义和团运动大唱颂歌,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并抛出了一个观点:“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戚文之所以要抛出这一观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古讽今,通过歌颂义和团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文章就以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自问自答结尾:“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造反有理”影响直至今日
该文还提出,“支持义和团才是真革命”:“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果不其然,随着这篇奇文的抛出,在十年浩劫中,那些未能经历义和团运动的人亲眼见证了,“支持义和团”,搞“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反”,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就这样,义和团的“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趁文革之势在全国大肆宣传,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影响直至今日。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47

义和团运动距今已逾百年,但这百余年来,义和团的阴霾并未散去。陈独秀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字,仍有其现实意义:“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至于教科书上“义和团发动反帝爱国运动”之类的论断,您现在又如何看待呢?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15 03:50

历史的真相会显示,希望那些真正的英雄地下有知,含笑九泉
作者: normajean    时间: 2011-6-18 08:50

历史的真相,早被统治者篡改了。
作者: aquisnow    时间: 2011-6-18 13:00

历史是沉重的,无知也是一种福气。
作者: 嗣诫    时间: 2011-6-18 15:52

看了这篇之后 心里极度不适  

想想让子弹飞 里面的群众 也是在姜文砍了替身之后 觉得毫无风险 才出来抢夺财物 或美其名曰革命的

但是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 是对侵略的抵抗 主权被剥夺 文化被渗透 经济利益被掠夺 民众自发的反抗 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 仅仅以其中一些个人表现 全盘否定 这合适么 我就不信义和团的领导人物中间 就没有舍生取义如聂士成者

失败是肯定的 以血肉之躯对抗大炮洋枪 其愚也甚 这也是政府闭关锁国 愚民政策的苦果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

“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以上是陈独秀的话

我发现我的思维缺乏连贯性 逻辑性。。。。。
作者: 马丁    时间: 2011-6-19 07:49

历史是一些人参与出演的,却是由另一些人在书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小时候看人,总是非黑即白,谁谁谁是好人,谁谁谁是坏人,稍微大一点儿,知道要“盖棺定论”,如今知道即使入土为安了,也还是会被人扒出来反反复复以各自独立视角评议审视……历史好复杂,俺才懒得说对错,看热闹就好。

想起“大圣先师”张角,(砍他会引雷的哦),义和团和他有木有渊源哪?风格好象的。
作者: appa    时间: 2011-6-23 00:45

义和团也有功:无论欧美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瓦德西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
   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制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该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待中国。
                        ——英国外交大臣勃罗叠立克在议会演说
作者: appa    时间: 2011-6-23 00:47

然而带有盲目排外的色彩。“扶清”反映了义和团希望扶助清政府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意愿(“扶清”包含着扶中国、保中华的意思),但也表明它未能将“国家”与“政府”区别开来,对清政府的本质认识不清。
感觉愚昧残忍。
作者: appa    时间: 2011-6-23 00:48

有个小孩用铅笔,就被杀了。
作者: 山竹儿    时间: 2011-6-30 04:36

我觉得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封闭,思想保守,
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毛泽东很厉害,他早就看出中国的农民需要什么,怎么才能让他们参加革命,现在越长大,觉得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权利游戏
作者: whdxwd1    时间: 2011-7-5 03:53

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1892年度事件:周汉反洋教案


上年四、五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接连发生教案,教堂被毁,教士被杀,一时间长江流域风声鹤唳,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二十余艘 。



教案的集中频发,引起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在华传教士更多方搜求缘故,收集到多种民间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乃至伪造的中国官方公文,并追踪到大多数反洋教书籍乃是由湖南长沙的三家书铺所刊刻。此三家书铺的所有者,则系朝廷四品官员陕西候补道周汉。各国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厉查办。此即牵动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

反教文件泛滥,长江流域教案频发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1884年返回湖南长沙居住。



时值外国传教士来湖南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开始撰写反教文字,并以各种形式刊布传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余种反教著作。这些文件广泛流传,对1890年代长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



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


各国集体施压,地方官员坚决抵制


反教揭帖书籍流播范围之广,大大出乎各国公使的预料。1891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同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国、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10国)商议,并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教该死》已经在长沙公开再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



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



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



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风波勉强平息,周汉两次被精神病


1892年二月,驻英公使薛福成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称英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周汉的反教图书歌谣,认为长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单纯的会匪作乱,其背后实有显宦巨绅在指使谋划。薛福成警告国内,英国政府很可能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总理衙门接电后,遂强硬命令张之洞立刻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此前,李鸿章曾建议调查周汉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迹,譬如经济问题等,以此惩处周汉,如此既不碰触民意,又可以给洋人一个交待。但湖广方面似乎没有调查到周汉有什么个人劣迹,最终,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周汉乃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




结语: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义和团的狂欢中达到巅峰。后世反省这场运动,多乐衷于批判其中“群众运动的非理性”,甚至将其与文革民众的狂热非理性相提并论。诚然,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资批判的相似之处,但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也同样湮没不彰。



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推波助澜酿成教案并最终诱发义和团运动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



周汉的反教著作,内容无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这样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中国,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大多数是无知识的平民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却恰恰是周汉这些官绅知识分子。他们是乡土中国“新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的反教宣传与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最后,催生了义和团的大悲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还能观察到:1890年代的“维新领袖”康有为与1890年代的“反教领袖”周汉,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康和周一样,都奔走在“孔教救国”的歧路上(可参阅:转型中国第28期:康有为的“孔教救国”之路)——只不过,康试图走上层路线,将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对抗“耶教”;周走的则是底层路线,试图发动底层民众武力驱逐洋教。



晚清中国的悲哀尽在于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负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只是在不断地“蒙”民众罢了。
作者: ivoryz    时间: 2011-7-6 17:28

不知道前面 马丁 都编辑了些什么,好几楼都是空的。

不过我比较赞同诫哥儿的看法,对于楼主的负面态度不很认同。

此外对楼上那个晚清启蒙的文章,我只能说 中国历朝历代 谁不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作者: damazhu    时间: 2011-9-6 16:44

现在觉得义和团,太平天国什么的都是些土匪
作者: whdxwd1    时间: 2011-9-6 22:28

怎么又翻出来了,义和团还是有积极地作用的,诫哥儿说的比较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愚民愚民,愚的是谁,谁愚的?我一向不认为脊梁这个东西是和所谓的知识成正比的
作者: 马丁    时间: 2011-9-24 14:23

不知道前面 马丁 都编辑了些什么,好几楼都是空的。

不过我比较赞同诫哥儿的看法,对于楼主的负面态度不 ...
ivoryz 发表于 2011-7-6 22:28



    是楼主直接引用凤凰网图片链接,我最多帮他修正了链接的格式。凤凰网不允许外链引用,所以正常情况没法看图片,我用的firefox看看倒没问题……几天不来貌似被删了?
    不过记得那些图片也没啥好看的,贴逍遥茶馆神马的我全用外链,贴这边还是用附件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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