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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祖棻(音芬，香木)（1909-1977），女，字子苾，别号紫曼（紫蔓？），笔名绛燕、苏珂。祖籍浙江海盐。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
     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4年，沈祖棻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同时与中文系同窗程千帆志同道合而相爱。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历史小说，赢得当时评论界在广泛关注，被文坛誉为“江南才女”。1935年，她的小说《辩才禅师》发表，被认为是“充满诗意的感情和笔调”的佳作。1936年春发表的《悬崖上的家》也广受称颂。毕业后，沈祖棻一面在各地任教，一面进行新诗和词的创作，动荡的时代，使她的诗词在轻灵婉丽中透着凝重和深沉，抒发着她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至诚的爱。1937年9月，南京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沈祖棻和程千帆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屯溪匆促完婚。自1942年至日本投降，沈祖棻先后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讲授诗词。1942年，沈祖棻在成都金陵大学开词选课时物色了5位有才华的学生成立了正声诗词社，在当时很有影响。她还为4位将毕业的学生每人各选了30多首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1946年底，沈祖棻终于结束9年的离乱，回到武昌与丈夫团聚。1949年，她的《涉江词》结集出版，受到名家的一致好评。
     她更以词人闻名。当学生时填的一首《浣溪沙》，因其中显现出忧国情怀和杰出才华，受到大师们的称赏，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而被人称为“沈斜阳”。在抗日战争的鼙鼓声中揭开扉页的四百首《涉江词》更是现代词作的精品，从形式的运用发展到内容的广泛深刻无不创新，再加上她与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几乎相同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境遇，从而被方家视为“当代李清照”！晚年的她在古体诗歌创作上又独树一帜，历经磨难的“涉江人”又蘸着最后的心血写作了《涉江诗》。 她的诗《别》 　　我是轻轻悄悄地到来 　　象水面飘过一叶浮萍 　　我又轻轻悄悄地离开 　　象林中吹过一阵清风 　　你爱想起我就想起我 　　象想起一颗夏夜的星 　　你爱忘了我就忘了我 　　象忘了一个春天的梦

     初中时读了十几本宋词评鉴，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是我觉得唯三比较好的，我一直以为她1997年出车祸去世，高中时读她先生程千帆的书之后，才知道他们夫妇的经历。她是1977年，文革结束那一年去世的，本该有更多自由与成就，很可惜。虽然不到50年，但还是放上来了。
PS第一次放图，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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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  吕碧城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1895年，父亲吕凤歧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族人因为觊觎吕家家产，唆使匪徒将母亲劫持。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
      天津后，暂住其家中。但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吕碧城只好写信向居于《大公报》报馆的方夫人求援，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英敛之一看信，即为吕碧城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不仅如此，爱才心切的英敛之还亲去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的胆识甚是赞赏，并当即约定聘请她任《大公报》见习编辑。从此，吕碧城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格律谨严，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并题咏慈禧的画像，登在报上，痛斥慈禧，说她在主朝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大清皇朝的江山搞得一踢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帝国主义国家，她到阴曹地府，一定怕和汉高祖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见面。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引起轰动的词作者就是当时年轻的吕碧城。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两人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情同姊妹，当即订为文字之交。这可以称得上是两位新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秋瑾也曾经用过“碧城”这一号，京中人士都以为吕碧城的诗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两人相见之后，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碧城已经名声大著，“碧城”一号从此应当为吕碧城专用。交谈中，秋瑾劝吕碧城同去日本，投身革命运动。吕碧城答应用“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此后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秋瑾的影响。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于吕碧城之手。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只是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她的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字字珠玑，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
     ps.最早在新浪看到吕碧城的事，好像曾访厦门，现在找不到这段资料。话说秋瑾幼时曾生活在鼓浪屿，当时叫玉姑。吕还是动物保护者，教育家，女权倡导者，后来成为居士。一些女学生如许广平、邓颖超大家也都熟悉。最近丫丫娱乐说明星背景的贴子，好像有提到英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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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爱颐（1900年——1983年）是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资本家盛宣怀的七小姐。
      1927年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七小姐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
　　 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七小姐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业余她练练笔，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又经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PS读寐语者的民国文时，祁七小姐让我想到盛七。只是一个逃了，一个和宋子文终是无缘。而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资料说盛怀宣是资本家，其实他属于洋务官僚，颇受李鸿章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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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隐：《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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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毅
　　（1896－1932）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系富商之女，大家闺秀，著名的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时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也是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是副会长，毛泽东才只是理事而已。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诗人邢海珍说：“湘江才女冠江南”。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后因政见不同分手。1921年“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传闻说，那首《贺新郎·别友》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过，一般公认《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情词——当时他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吧。
　　她断续有过恋情，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清秀、高挑的古典美女。多情中带有含蓄与拘谨，表面活泼而内心柔弱，充满幻想却缺乏勇气。1919年至1920年在长沙办“文化书店”。陶后来致力于女性教育，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培养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她于1932年初病逝于长沙，终年37岁。

   有一张传连衣裙的照片。建党里为汤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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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
　　（1905—1979)，原名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其父施从滨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施剑翘自小受父亲宠爱，深居闺阁，缠过足，未受过新教育。1925年，施从滨在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孙传芳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将施从滨斩首。当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她先后把报仇希望寄托在族兄施中诚和丈夫施靖公身上，不料他们都贪图富贵，明哲自保，于是与丈夫离异。十年磨砺，数经周折，施剑翘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在1935年11月13日等候到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消息传出，震动全国。
　　法庭上，施剑翘面对孙的家属的哭诉和孙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叫嚷，神色安详，泰然自若地诉说报仇经过。她供诉历时长达两个多小时，听者无不动容。经长达十个月的三级审理，判处施有期徒刑七年。进步舆论纷致同情。经社会各界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出面救援，1936年，施在度过了11个月的囚牢生活后，获特赦出狱。从此一代巾帼侠女，名扬神州。
　　出狱后，她一生都在为救国救民而奉献。特赦不久，她与母亲董氏一起居住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弟弟施中杰的长沙家中。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入侵，国难当头。她急着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战工作”8个字的信函。早就钦佩施剑翘胆量和毅力的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施剑翘，将她安排为省的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的职务。从此她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将士忙碌。1941年7月，施剑翘与母亲随施中杰到了四川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急着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1942年，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她不仅带头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胞弟各捐献了1份。她还亲自到一些财主家里，广泛宣传，深入做工作，动员他们多献一些。经过施剑翘和献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献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总金额足以购买3架崭新的战斗机。
　　在8年抗战中，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创办一所小学，让这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冯玉祥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了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陶老夫子高兴地推荐了懂教学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办学，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写了校歌。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所创办的私立“从云小学”，在苏州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学生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施剑翘在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多次接触中，逐渐建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施剑翘拥护和支持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不久，史良推荐了地下民盟成员金若年来校工作，施剑翘又同意金若年将“从云小学”作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秘密印刷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在地下党和地下民盟将秘密电台设置在校内时，施剑翘又为此提供了方便。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扭着秧歌，迎来了苏州的解放。1949年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了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一年，她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
　　1952年，她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了，她感到异常劳累。于是，她赴北京到协和医院检查，在那里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疗养。旋又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亲自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期间，她被安排为北京市政协二至五届特邀委员。
　　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于当年8月27日猝然去世，终年74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去世未满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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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原藉直隶北通州，幼年家贫被卖给杨姓乐户，取名杨翠喜。从师习艺，十四五岁出落得丰容盛鬓，圆姿如月。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善度淫靡冶荡的曲子，最初在“协盛园”登场献艺，《梵王宫》、《红梅阁》都是她的拿手杰作，当时对她追求最力的是风流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工诗、善画、善歌唱、懂音律，对于传统戏剧的改良，曾经付出过不少心力。他每天晚上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杨翠喜回家。不只是为杨翠喜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更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他因事到上海，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杨案也颇为出名。